美国教育概况

心诚则灵

走进杜威的思想深处

单中惠教授指出，杜威思想的最大影响在中国

在个性鲜明、思想活跃的所有美国教育家中，杜威的权威地位是世界教育界一致公认的。他和他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不仅在美国，而且在世界上许多国家都产生了深远影响。因此，杜威及其教育思想一直是我国教育界，特别是外国教育史研究领域的专家、学者，以及所有从事相关研究的人们关注的对象。 　　多少年来，我国教育界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虽几经起伏，但始终绵延不断。早在20世纪初，杜威的教育思想就传播到中国，对中国近代教育产生了深远影响。早期《民主主义与教育》的翻译者邹恩润先生在“译者序言”中指出：“现代教育家的思想最有影响于中国的，当推杜威博士”。特别在杜威访华前后，“对杜威哲学和教育思想的研究在近代中国学术界形成高潮”。从上世纪50年代到70年代，由于历史原因，杜威教育思想成为我国教育界政治性批判的主要对象，对杜威教育思想的学术研究一度沉寂多年。80年代初，在改革开放、拨乱反正思想指导下，我国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进入了一个新阶段，“取得了一些突破性的进展”。1982年全国教育史研究会第二届年会专门研讨了杜威教育思想。此后，从事教育科学研究的专家、学者从更广泛的角度深入研究杜威教育思想，先后翻译出版了一批反映杜威教育思想的原著和研究成果，发表了近130篇有价值的相关研究论文。“应该说，从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重新评价到更为广泛的研究，我国教育学者对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有了更加正确的认识和更加理性的思考”。从上个世纪90年代以来，虽然外国教育史研究整体呈现“全面的危机”，但对杜威教育思想的研究仍有新的突破，如青年学者褚洪启的《杜威教育思想引论》，首次系统地研究了杜威的实用主义教育思想。2002年7月，正当杜威逝世50周年之际，人民教育出版社推出了华东师范大学博士生导师单中惠教授的力作《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以下简称《探索》)一书，这不仅是“对杜威最好的纪念”，而且为我国杜威教育思想研究添上了浓重的一笔。 　　《探索》一书有着与众不同的研究和叙述角度。对教育家及其思想的研究，通常以教育家的生平、哲学、心理学和社会政治观作为大背景，专门研究其思想。在叙述结构方面则是集中解读和诠释其重要著作和关键概念(这是必要的)。但随着研究的深入，这种研究方式和结构安排因处理不好教育家和他的思想发展轨迹“时间逻辑和思想逻辑”，致使教育思想成为纯文本的阐释，而思想基础和时代背景又处于相对孤立状态。教育史学的理论和实践告诉我们，对教育思想和教育实践的研究，“历史背景总是按时间顺序排列的”；而教育思想虽然与时间相连，“却必须穿越时空而按照自身逻辑贯通起来”。具体到对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上，更有必要注重时间逻辑与思想逻辑的有机结合。通常那种对思想家著作纯文本阐释的方式已不能走进“杜威思想的深处”。因为对杜威来说，其精神与人格魅力不仅是他的思想，而且是他的行动。杜威曾表示：“总体来说，影响我的因素更多地来自于人和现实的情形而不是书本”。众所周知，杜威不仅是一位教育思想家，而且是一位卓著的教育实践家，即便是作为教育思想家，也是建立在他对现代教育的探索和反思的基础之上的。他始终以浓厚的兴趣关注着美国普通中小学教育的发展，以极大的热情参与着美国教育的改造。他在教育实验活动中形成教育思想，又利用这些思想指导他的教育实验活动。 　　《探索》庞大的思想体系共由六章来支撑，依次为：“杜威的大学时代和教授生涯”、“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形成”、“‘传统教育’与杜威”、“‘进步教育’与杜威”、“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和“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与世界教育”。其中第五章“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是杜威教育思想的核心内容，包括人们所熟知的“教育即生活”、“教育即生长”、“教育即经验的不断改造”、“学校即社会”、“从做中学”等主要命题。不难看出，作者对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的研究是建立在把作为教育思想家的杜威和作为教育实践家的杜威结合起来的基础之上，把杜威及其教育思想置于20世纪前后美国社会大转折时代的社会背景之中，把思辨的方法和历史的方法结合起来去解读的。因此，可以在书中看到作者不惜笔墨“清晰地勾画出杜威教育思想从形成到发展、成熟的全过程”。其中尤其值得注意的是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中，作者用新的角度构建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体系，从“教育与生活”、“学校与社会”、“经验与课程”、“知与行”等8个方面阐述了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的主要内容。《探索》一书将杜威的生活和教育思想，用共同的主题联系起来，相互支撑，有机结合，彼此呼应，使杜威以及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得到系统、完整的阐发，使杜威的教育思想在他所生活的大转折年代的现实社会生活背景下生动展开，避免了在封闭的真空中研究教育家的思想，防止仅仅拘泥于对杜威教育著作进行文本式研究和概念阐释的方式。这无疑是作者在研究西方教育思想史上一次具有开创性的尝试。 　　“对现代教育进行探索的杜威正处在美国历史上的大转折年代。面对美国社会生活所发生的全面而深刻的变化，他表现出敏锐的意识和积极的态度。”杜威生活在19世纪下半叶和20世纪上半叶，成长于美国社会大移民浪潮中，他目睹了美国怎样由一个不发达的农业国发展成为一个高度发达的工业国，亲身经历了美国社会的进步运动。他“对所处的历史时代具有敏锐的历史意识”，“因而常常能够把握住他那个时代的脉络，从而能够为后来的历史学家研究这一时期提供有价值的参考”。《探索》的作者以杜威对“传统教育”批判和剖析作为背景，对“进步教育”作出认识和反思，他指出：“毫无疑问，杜威对现代教育探索的过程，也就是对以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为代表的传统教育理论进行尖锐批判和理性思考的过程。对传统教育的批判和思考正是杜威探索现代教育和构建实用主义教育体系的出发点”。杜威本人也在《经验与教育》中坦言：“简单地说，我的出发点是反对传统教育的哲学和实践……”。由此作者得出结论，杜威对传统教育的批判的过程正是杜威构建自己教育思想体系的过程。 　　杜威对20世纪初美国教育改革的主流思潮和革新运动十分关注。《探索》一书运用大量第一手文献资料，深入研究了进步教育发生、发展和衰落的过程，分析了杜威对进步教育的肯定、批评和反思。在肯定方面，作者揭示了杜威对新教育运动的热情，他称赞进步教育运动使学校生活发生了时代性的变化，深信教育实际中的变化必然会带来理论上的变革；在批评方面，作者从“对进步教育运动主张儿童中心学校的批评”、“对进步教育运动忽视课程和教材组织的批评”、“对进步教育引导采用极端的思维方式的批评”三个方面阐明了杜威与进步教育的分歧；在反思方面，作者将杜威对进步教育的深层次解读概括为进步教育运动应该“认识到它在各方面所取得的成就是有限的”、“认识到教育革新试验需要周密的计划”、“认识到它不是一个仅仅与教师有关的运动”、“认识到科学方法的重要性”、“认识到自身危险的存在”、“认识到它的道路是一条更艰辛和更困难的道路”。 　　《探索》一书对世界的影响不可低估。杜威的著作被译介成35种文字，共发行了327个版本。杜威教育思想影响如此之大，主要源于它的时代性和新颖性。“从时代性来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既反映了新的时代对学校教育提出的挑战和要求，又表现了杜威对新的时代的思考和认识；从新颖性来讲，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既提出了许多给人启迪的见解，又体现了许多新的视角和特色”。另一方面，在世界上很多国家翻译出版杜威教育著作和宣传杜威教育思想影响的人当中，有杜威任大学教授时的学生，有对杜威教育思想怀有认同感的学者，有积极投身教育改革的教师，有在美国留学后归国任政府官员和大学决策者的留学生，“在杜威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对世界教育的影响中，这些人显然起了不可低估的作用”。特别需要指出的是，《探索》一书对杜威及其教育思想对近代中国的影响作了恰如其分的评述。作者认为，杜威曾对世界上许多国家的教育产生了影响，“但是，‘它的最大影响在中国’”。该书不仅研究了实用主义教育思想在杜威访华前后的传播和影响，还择取了深受杜威影响的胡适、陶行知、陈鹤琴等人的教育思想为线索，从中国近代学制、教学方法和组织形式等视角考察杜威对中国教育的影响；探索了杜威对早期中国马克思主义者的影响，这无疑是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又一新尝试。 　　毫不夸张地说，《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一书在丰富资料的基础上，以其独特的分析和研究视角，成为“是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一部上乘之作”，也是我国教育界研究杜威教育思想的一块里程碑。 　　《中国教育报》2003年8月21日第6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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多元智力理论：课改走向成功的新支点

多元智力理论自产生到现在已有20年的时间。随着这一理论日益受到世界各国教育界的广泛重视。我国目前在多元智力理论的研究方面已经积累了一定的基础，但对于如何在实践中真正开展和落实这样一种蕴涵重要价值的理论，还略嫌“心有余而力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总结国内外将多元智力理论运用于课程改革实践中的最新探索，将会为我们深入理解多元智力理论并在实践中发挥多元智力理论的潜在价值，实现实践教育和创造教育、差异教育和个性教育，促进所有儿童全面、主动发展提供有益的借鉴。 　　多元智力为新课改提供了新支点、新依据、新视角 　　多元智力理论的提出者霍华德·加德纳教授在他1983年出版的著作《智力的结构》一书中认为，就智力的本质来说，智力是“在一定的社会文化背景下，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面临的真正难题和生产及创造出社会所需的有效产品的能力”；就智力的结构来说，智力不是某一种能力或围绕某一种能力的几种能力的整合，而是相对独立、相互平等的7种智力即言语——语言智力、音乐——节奏智力、逻辑——数理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力和交往——交流智力(1995年又将自然观察智力增加为第八种智力)。加德纳教授关于智力本质和智力结构的新理论对传统的智力理论至少有三个方面的突破：第一，智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的逻辑——数理智力或以逻辑——数理智力为核心的智力，而是我们今天的素质教育所强调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第二，智力不再是传统意义上可以跨时空用同一个标准来衡量的某种特质，而是随着社会文化背景的不同而有所不同的为特定文化所珍视的能力；第三，智力不是一种能力或以某一种能力为中心的能力，而是“独立自主、和平共处”的多种智力。加德纳教授关于智力问题的上述三个突破为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多方面的有益启示：第一，把智力定位为解决问题的能力和生产及创造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为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支点——我们的课程改革一定要把培养学生的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放在首要位置。我们的学校再也不能仅凭某种标准测试的分数或几门书面考试的成绩衡量学生，而是应该重点培养并考察学生运用所学知识解决实际问题和进行初步创造的能力；第二，把智力置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为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依据——我们的智力观和智力培养观或课程观应该是与时俱进和因地制宜的。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一定要改革，不改革就只能落在时代的后面，被时代所抛弃。同时，我们的教育改革一定要具体问题具体分析、具体情况具体对待，做到既与时俱进又因地制宜；第三，把智力结构看作是多维的和开放的，为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视角——我们的课程改革应该保证学生真正意义上的全面发展。我们不能只围绕着某几种智力设置课程，不能把多种“非学术”智力领域当作可有可无的“副科”，而是应该使我们的课程保证学生的多元智力都得到有效发展，使我们对教育方针的追求变为实实在在的课程；第四，把每一个体的智力结构看作是差异性的和个体化的，为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思路——我们的教育应该在保证学生全面发展的同时，关注并培养学生的优势智力领域——智力强项或特长，使我们的教育成为发现差异、因材施教、培养特长、树立自信的教育。 　　十几年的研究之后，加德纳教授在他的另一著作《智力的重构：21世纪的智力》一书中对智力进行了更为精确的定义。他说，智力是“在一种文化环境中个体处理信息的生理和心理潜能，这种潜能可以被文化环境激活以解决实际问题和创造该文化所珍视的产品。”上述加德纳关于智力定义的变化并不仅仅是词语方面的变化，作为教育工作者，我们至少可以从加德纳关于智力的新定义中体会到原来的智力定义不曾涉及的两个方面内涵：第一，智力并不是可以用肉眼看到或可以用某种特定标准计量的东西，而是潜能，是中枢神经系统的潜在发展能力；第二，智力这种中枢神经系统的潜能可能会被激活，也可能不会被激活——而这种潜能能否被激活有赖于特定文化下的环境和教育。特定文化下的环境和教育可以激活存在于每个人身上的某种潜在能力，这为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新参考。对于智力的发展会因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条件的差异而有所差异现象的研究可以使我们清楚地看到，尽管各种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条件下的人们身上都存在着多种智力潜能，但不同社会文化环境和教育条件下人们智力发展的方向有着鲜明的区别，也就是说智力的发展方向受到了环境和教育的极大影响——由环境和教育激活并由环境和教育培养：以航海为生的文化重视的是视觉——空间智力，生活在这种文化环境下的人们以空间认知和辨认方向能力的相对发达为智力发展的共同特征——航海文化激活了该种文化下人们的视觉——空间智力并极大地促进了视觉——空间智力的发展；以机械化和大规模复制产品为主要特征的工业社会重视的是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生活在这种社会环境下的人以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运算能力的相对发达为智力发展的共同特征——工业文化激活了该种文化下人们的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并极大地促进了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理智力的发展；今天，我们生活在以信息化和产品不断更新为主要特征的信息社会，这种社会环境要求我们以人的多种智力的充分发展和个性的充分展示为智力发展的共同特征——由此，我们的教育特别是我们的课程就应该担负起激活、培养人的多种智力并发展每一个人的个性的任务。可以这样认为，我们整个国家、整个社会中年轻一代智力发展的方向有赖于环境和教育的影响特别是教育的影响——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有责任通过有目的、有计划和有组织的学校教育对我们这个国家和我们这个社会所珍视的儿童的智力潜能起到激活和促进有效发展的作用。 　　总而言之，多元智力理论把智力的本质看作是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把这种实践能力和创造能力置于一定的文化环境之中看待，把智力的结构看作是多维的和开放的，把智力看作是有待于环境和教育激活及培养的潜能，为我们今天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提供了理论层面上的新支点、新依据、新视角和新参考。 　　课改与多元智力理论所追求的方向一致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强调培养学生“初步的创新精神、实践能力”，倡导学生在课程中“主动参与、乐于探究、勤于动手”，要求新的课程应“培养学生搜集和处理信息的能力、获取新知识的能力、分析和解决问题的能力以及交流和合作的能力。”基础教育课程改革的上述要求都可以得到多元智力理论的支持。我们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所追求的以实践能力和初步创造能力的培养为核心要素的素质教育，并不是基于一种成熟的教育理论基础之上的教育实践追求，而更多是来自基层各种教育改革实践特别是课程改革实践的推动。换句话说，我们正在大力推进的素质教育得到了实践层面的支持，而与此同时，它还需要得到理论层面的支持——需要得到一种较为成熟的心理学或教育学理论的支持。从某种意义上说，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正是一种可以支持我们素质教育的心理学和教育学理论。这一理论强调智力是个体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生产及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即智力应该主要涉及两个方面的能力，一方面的能力是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另一方面的能力是生产及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的能力。根据加德纳的分析，传统的智力理论产生于重视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学智力的现代工业社会，智力被解释为一种以语言能力和数理逻辑能力为核心的整合的能力。受相应智力理论的影响，60年代以来世界各国教育内容的重点被定位为学生的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学智力的培养，而其它的多种智力——与解决现实生活中的实际问题和生产及创造出社会需要的有效产品密切相关的智力如音乐——节奏智力、视觉——空间智力、身体——动觉智力、自知——自省智力和交往——交流智力则被严重忽视了，考试、升学与学生的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学智力密切相关，而与解决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有效产品的能力则几乎没有相关。加德纳指出，传统的智力测验也许对学生的在校学习成绩能够进行较好的评估和预测，但对评估和预测学生学校以外的表现和发展其作用则微乎其微。不少在校学习成绩“优秀”的学生进入社会后一无所成，而不少在校学习成绩一般的学生甚至是调皮捣蛋的“差生”却能于离校后在某一领域或行业创出佳绩就是很好的证明。以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为代表的现代智力理论产生于重视解决实际问题能力和创造有效产品能力并倡导全面发展和个性展示的当今信息社会。加德纳在斯坦伯格的“智力三元理论”和塞西的“智力领域独特性理论”等的基础上，明确提出了智力就是7种与“个体用以解决自己遇到的真正的难题或生产及创造出有效产品所需要的能力”密切相关的能力的观点，他认为，智力不是上天赐予少数幸运者的一种特殊脑内物质，而是每个人在不同方面、不同程度拥有的“一系列解决现实生活中实际问题特别是难题的能力”和“发现新知识或创造出有效产品的的能力”(Gardner，1983/1993)。这样一来，不仅人们在解决实际问题时所需要的除言语——语言智力和逻辑——数学智力之外的其它多种智力被“名正言顺”地摆进了智力的神圣殿堂，而且作为人类进步最重要推动力量的创造能力也被提到了一个应有的重要高度。希望我们的素质教育以及以素质教育为追求的课程改革能够从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中汲取更多有益的营养成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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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当承认智力的多样性时，就意味着我们必须允许、支持、鼓励多样化的存在。当我们用更科学、更宽泛的态度来理解人的智力和学生的学习能力时，我们就能更充分地肯定学生之间智力和学习能力的独特性，为教学的平等性提供理解。”新课程改革强调一种“开放”的课程文化——每一个儿童都是一个完整的生命体，儿童之间存在差异，只有多方面的合作以促进儿童的发展。其实，这种对“开放”课程的呼唤也正是多元智力理论所倡导的。基于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我们的教师应该树立积极乐观的儿童观：每个学生都是多种相对独立智力错综复杂的以不同方式、不同程度的组合，每个学生都有自己的智力特点如优势智力领域和弱势智力领域，有自己的学习类型和方法。因此，我们的课堂里再也不应该有“笨学生”的存在，只有各智力特点、学习类型和发展方向的学生的聚集。我们看待学生时应该时刻清醒地认识到，以后在我们的学生教育中再也不存在一个学生有多聪明的问题，而只存在一个学生在哪些方面聪明和怎样聪明的问题。我们的教师应该树立“对症下药”的教育观：“对症下药”的教育观不仅要求针对不同智力特点的“对症下药”——不同的智力领域都有自己独特的发展规律并使用不同的符号系统，这就要求教师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应该根据不同的教育内容而有所不同，如语言教育活动的组织和美术教育活动的组织其方法和手段就应该有所不同，数学的启蒙和社会性的培养其方法和手段也应该有所不同；而且要求针对不同学生“对症下药”——每个学生都是各有智力特点和发展方向的可造就之才，这就要求学生教师的教育方法和手段应该根据不同的教育对象而有所不同。即使是同样的教育内容，由于学生的智力特点不同，我们的教育也应该针对每个学生的智力特点和发展方向“对症下药”地进行。我们的教师应该树立灵活多样的评价观：评价的导向作用或者说“指挥棒”作用是不言而喻的，在传统的学校教育中，智力测验分数或书面考试成绩是评价学生发展的主要指标，而智力测验或书面考试过分强调学生的语言表达能力和逻辑推理能力，不仅难以反映学生的多方面智力，而且难以对学生的应用能力和创造能力做出客观评价，难以真实、准确地反映学生解决问题的初步能力和创造出各种初步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能力。既然我们有建立在加德纳多元智力理论基础上的积极乐观的儿童观和“对症下药”的教育观，我们的教师就应该摒弃以标准的智力测验和书面考试为主要评价途径的评价观，树立灵活多样的评价观：我们的学生发展评价应该通过多种渠道、采取多种形式、在多种不同的实际生活情景下进行，确实考查学生多方面解决初步的实际问题的能力和创造出初步的精神产品和物质产品的能力。我们的教师应该从多方面观察、评价和分析学生的优点和弱点，并把这种通过从多方面观察、评价和分析学生的优点和弱点得来的资料作为服务于学生的出发点，以此为依据选择和设计适宜的教育内容和教育方法，使评价确实成为为促进学生发展服务为促进课程发展服务的有效手段。 　　总之，多元智力理论所倡导的尊重个体差异、尊重每一个体发展的思想，与这次新课程改革的方向是一致的，为我们挑战传统、形成新的有时代特色的课程设计思路提供了有意义的借鉴，它启发我们的教师“为多元智力而教”、“通过多元智力来教”。前者在某种意义上可以被看作是我们对教育目的的新思考，后者则可看作是我们在教育方法上的新追求。“为多元智力而教”要求我们在进行学校课程设计时，摈弃原来只围绕语文和数理化而设计的惯有思路，而充分认识到不同学生的不同智力特点，对学生的多种智力一视同仁，强调使每一个学生的智力强项得到充分发展，并从每一个学生的智力强项出发，促进学生其他各种智力的发展。“通过多元智力而教”要求我们的课程在努力使不同智力都得到发展的同时，通过调动不同智力活动在教育教学工作中的不同作用，使用多样化的教学手段，极大地提高课堂教学的实际效果。理解多元智力理论，理解这一理论指导下形成的“学生观”和“教育观”和“评价观”，将有助于教师理解并积极地实践新课程。 　　多元智力理论在我国已有实践成果 　　我从上个世纪90年代中后期开始关注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到现在已经有几个年头了。在几年的研究积累以后，我开始关注多元智力理论在实践中的应用，并在3年前开始在北京、深圳等地尝试将多元智力理论运用于教育实践，还承担了教育部“十五”课题“多元智力理论与幼儿教育改革”，《实践中的多元智力理论》丛书(教育科学出版社)便是这几年研究的成果之一。丛书突出的是理论在教育实践中的应用，强调应该具有较强的可操作性和可借鉴性。目前本套丛书已经出版了3本，分别是《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研究》、《智慧的课程——利用多元智力发掘学生的全部潜力》和《自然智力——校园中的科学》，另外北京师范大学心理学院孟庆茂教授基于多年实践写成的《多元智力的教与学》以及北京师范大学国际与比较教育研究所曾晓洁老师的《多元智力理论与学校教育改革》等也将在近期出版。希望本套丛书的出版能够为我国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贡献一点微薄的力量。 　　《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智力课程研究》一书是此套丛书中的第一本，对了解加德纳的多元智力理论及其在国外和境外的教育实践有较高的参考价值。该书共分四章：第一章是多元智力理论研究，分析了多元智力理论产生的时代和理论背景、基本内容、主要涵义以及对我国教育改革特别是课程改革的积极意义。第二章是多元智力课程研究，在以光谱方案、新汇流课程、艺术推进课程等为典型课程模式考察西方的多元智力课程后，还广泛地涉猎了如奇异学校、新城市学校及欧汉森学校等课程个案。第三章是在比较中认识多元智力理论与课程，在把多元智力理论与当代有关的智力概念和理论如情绪智力、非智力因素、三重智力理论以及学习风格等进行了比较研究，对多元智力课程与其他课程如高展课程和瑞吉欧课程进行了比较研究。本书最后一章是多元智力理论与课程引发的思考，分别探讨了多元智力理论与教育特征的变化、多元智力理论与教师角色的转变、多元智力理论与多元文化教育、多元智力理论与人的可持续发展等内容。 　　《智慧的课程——利用多元智力发掘学生的全部潜力》是一本译作，原作者是多年来致力于研究如何将多元智力理论落实到课程实践中的美国教育家大卫·拉泽尔(DavidG.Lazear)。在这本书中，拉泽尔首先分析了多元智力中每一种智力的核心能力，然后讨论了在现有课程基础上整合多元智力的4种课程模式，最后结合小学、初中和高中三个阶段的12个个案对这4种课程模式进行了较为深入的分析和反思。应该说，这本书有助于教师在操作层面上理解多元智力理论和多元智力课程特别是多元智力课程，有助于教师利用现有课程资源为学生创造发展多元智力的机会，从而促进学生多种智力潜能的充分发展。 　　《自然智力——校园中的科学》所关注的自然智力是加德纳教授于1995年提出的，目前国内的理论研究和实践研究对此涉及较少。我国目前正在进行的基础教育课程改革中非常重要的一个组成部分是中小学科学课程的改革，应该说，中小学科学课程的改革是我国中小学课程改革中的难点和弱点，希望《自然智力——校园中的科学》一书能为我们提供借鉴。本书作者首先指出通过自然智力学习是帮助学生理解和掌握的又一种有效的学习方式，然后为教师帮助学生通过自然智力学习提供了非常实用的指导——从对美国国家科学标准的应用到富有创造性的课堂教学活动设计，从围绕培养学生的科学探究技能组织起来的教学内容到为教师提供的相关参考资料，都体现出了较强的指导性和实用性。特别需要指出的是，书中所提供的教学设计充分考虑了教师的实际需要，不仅列举了应用性较强的科学课程标准和科学活动材料，而且还同时提供了课程拓展活动以及用来评估学生的理解程度的活动材料。 　　基础教育课程改革是我国教育改革的重要组成部分。希望来自西方的多元智力理论和多元智力课程能够为我们改变传统的教育观念和课程观念提供有益的借鉴，希望我们的学校和教师能够为学生们提供适宜的课程。 　　《中国教育报》2003年8月21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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如何辨别真假洋学位

最近报道有一些国外假冒大学，打着各种所谓认证的旗号在中国办MBA，造成很坏的影响。针对这一情况，国务院学位办和教育部着手对社会上大量的非法办学进行全面整顿，并统一审查认证了一批中外合作项目。 　　那么从学生的角度来说，怎样识别骗子大学和克莱登式的学位呢？据已与美国德克萨斯大学UTA合作举办EMBA学位班的北京科技大学管理学院的高俊山副院长介绍：美国大学的认证体系是其保证教育质量非常重要的手段。美国大学的认证不是由政府职能机构来做，而是由具有公信力的认证机构来完成的。这些认证机构本身必须由美国教育部或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认可。这些认证机构对美国大学进行以下两个层次的认证：第一，学校办学资质的认证，主要是对学校的综合实力进行认证，如校区建设，财政支出平衡，行政管理水平及历届学生的情况等。此认证由六大地区性认证机构完成，如南部地区大学认证委员会(SACS)等。值得强调的是，学校的学术水平的认证不在这个层次的认证范围之内，而是由另外一个层次来完成，即第二，学校学术/专业水平的认证。此认证由美国教育部和高等教育认证委员会认可的专业/行业认证机构完成。这些认证机构以行业、专业划分。主要是由专家或同行专业协会组成，采用同行/专家评价的办法，以保证质量。就商务管理学科而言，最具有公信力的机构为AACSB(美国国际管理教育联合会American　Association　of　Colleges　and　Schools　of　Business)。 　　在美国现有的1300多所正规商学院中，仅有396家获此认证，其中包括哈佛、斯坦福等名校。获此项认证的学校每六年要重新评估一次，标准相当严格，已被美国公认为最高商学院评定权威机构，也成为国际上最具权威的商科学术认证机构。总之，判别美国的MBA计划好坏至少要问两个问题：1.学校是否获六大地区认证机构的认证；2.商学院的学位计划是否获AACSB的认证。德州大学的EMBA项目同时具备这两项认证。如果看到有人号称"美国教育部认证"或"美国领事馆认证"的学位计划，则要多加小心，一定要了解清楚。 　　高副院长同时介绍说：MBA是第一个被广泛接受的国际学位，一个世纪前发源于美国，目前最好的商学院绝大部分在美国。MBA是一个研究生学位，其学生须有本科学历，通过一定考试，脱产学习两年。EMBA是MBA的浓缩精华版，是专门培养在职中高级管理人员的研究生学位课程，通常为在职学习一到两年。EMBA的课程更强调决策能力的培养，课程更注重整体性、国际性和实用性。EMBA和MBA的学位是等效的，而前者更受业界欢迎，因而学费远高于MBA学位。参与EMBA教学的师资往往是学校的精兵强将。这些更有经验的师资善于利用学生本人的工作经验和学习的主动性，在课程安排上得以短小精悍。(叶玲) 　　《中国教育报》2003年8月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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王修文：良好的教育奠定孩子的一生

王修文，美国著名的宾夕法尼亚大学教育管理学博士，曾任美国国际语言村执行副总裁，美国爱丁堡罗大学访问学者，俄亥俄州大扬城地区华人主席等职，曾与国内30余所中小学名校合作国际语言交流，先后指导50多名学生到美国留学，现任北京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校长。日前，记者就如何通过培训提高教师素质、保证教学质量采访了王博士。 　　教师是我们事业的中坚力量 　　都说教育是一个阳光的事业，事业需要爱心和奉献。任何一项事业都需要一个优秀的教师团队来完成这个使命。王博士在筹建学校的时候，就曾经提出过一个观点，“学生和教师都是上帝”，学生是上帝这个观点并不新鲜，但是他更强调教师是事业的中坚力量。 　　王博士微笑地看着记者，非常谦和地说，尽管这所学校属于北京新东方教育集团，但是我更希望把她看作时我的学校，我真心希望每个教职员工都把学校当成是自己的学校，是主人就有义务呵护她。 　　他说，尽管自己在美国呆了十几年，拿到了教育管理学的博士学位，也在基础教育领域积累了一些经验，但是回国来就面临着教师严重缺乏的局面。原来说好要合过来的一所国际学校的几十名教师因为种种原因不能到岗。怎么办，一个一个在全国各地去招，去挖。王校长亲自上阵，几乎与全国各地来应聘的几百名教师一一交谈，进行面试。 　　记者问到进入这所学校当教师需要多高的门槛时，王校长说，我们选择教师的标准十分苛刻：首先要从数千份简历中遴选出最优秀的教师，经过面试、试讲、评审委员会审评一整套程序，最后才能决定是否能录用。“为了对学生负责，我们必须把好教师选聘请这一关。”王校长郑重地说。 　　生物界中单细胞生物的生命力是非常微弱的，而杂交就具有很强的生存优势。同样，教师团队和管理团队中存在着“杂交优势”的现象，只有这样才能碰撞出智慧的火花。王博士深信这一点。 　　为了学校有一个良好的发展基础，学校从全国甚至世界各地招聘来高素质的管理者和教师，他们或者是学科带头人、教学骨干，或是专业精湛的优秀教师。一旦进入新东方扬州外国语学校，每天就要面临着不断的学习，定期接受培训不断进行心灵的沟通和务实的学术交流，从而形成极强的凝聚力和向心力。总之，这样的一个优秀的团队，既是学校可以依靠的力量，又是学校为之服务的对象，必须给他们提高良好的发展空间，为他们的人生和教学研究的走向进行设计。 　　当记者问道录用教师的具体标准时，王校长举了一个例子。他说今年学校从应届大学毕业生里打算招聘一批生活老师，或者叫做副班主任。他们主要的任务就是给孩子一些具体的生活指导，给他们在生活上给予关爱，在具体问题上给予指导。招生活老师的一个重要条件就是要有爱心，只有拥有爱心，才能对这些孩子负有强烈的责任感。 　　来应聘生活老师的有很多。最开始都觉得很新鲜，和孩子在一起很开心。但是真正到了上岗前的培训时候，就有刚毕业的大学生开始犹豫了：刚走向社会，有些大学生打点自己还有点马虎，别说成天给孩子在一起照顾他们的生活细节了。遇到这种情况怎么办？ 　　“坚决地换。”王校长的语气不容置疑。如果一个人对自己都缺乏足够的爱心和耐心，对别人就可想而知了。要进入这个团队，就要认同这个团队的核心理念，否则就会让那些抱着很大希望来到新东方外国语学校的家长们失望。他说，很多家长在没有看到校舍建立起来以前就决定了要把孩子送到这里来，这种行为让他在感动的同时，更坚定了自己管理好这所学校，为所有信任新东方学校的学生提供最优质教育的信心。 　　教学必须符合教育规律 　　以王校长的观点来看，国内有些盲目追求规模效益的做法他认为是并不科学的。人们提到一所学校，往往是有3000甚至是5000人，其实这是一种误区。亚洲人普遍存在的认为学校规模越大，名声越响，生源的号召力就越强。但是学习急遽膨胀后，学校管理水平很快就会跟不上，从而导致影响教育质量。 　　现在国际上对教育的认识是必须走精细化的路子。在小班化的前提之下，才能够真正去重视每一个学生，真正的去认真对待每一名学生的学习和成长需要，才能集更多教师的智慧，打造一种精品教育。 　　在小班的前提下，为了使每一位教师都能有强烈的责任感和参与意识。学校规定，每周都要有学术讨论，时间为45分钟。每次由一名对某一特定领域有较深入研究的资深教师或者是管理者进行主题发言，其他参与者畅所欲言，这既是一个观念交锋的好机会，有时又是同事之间个性了解的过程，或者是对某些教学思路进行修正甚至是否定的过程。通过这种学术讨论，逐渐形成一种良好的对学术的探究习惯，从而在这所新建立的学校逐步形成像扬州中学这样的百年老校拥有的文化积淀和学术传统。 　　王校长介绍说，我们的教育方法将是富于个性，以课程设置为例，我们除严格按新课程标准开设教育部所要求的所有课程之外，还大力进行校本课程开发。数学方面将开设思维训练课，从小培养适合学生终身发展的数学思维；英语教学方面，中学部将由中外教师共同担任，让学生在国内就能体验留学国外的语言环境。 　　细微之处见真情 　　王修文博士自己通过艰苦的奋斗，从一名几乎高考无望的农村孩子，到获得美国教育管理学、教育学双硕士，最后成为美国宾西法尼亚大学的教育管理学博士，其本人发展的过程就让人佩服。否则，北京新东方学校也不会将2亿多元投资的这所学校交给他负责管理。 　　在回答记者关于成功素质的问题时，王校长说我本人的发展过程就是关注细节的过程，把每一件小事做好。其实一个人最后的成功是由若干个细节组成的。如果你把面前的每一件小事做好，尽到了自己的责任，那么教育事业就会做得很好。他认同的道理是教育是事业，事业需要奉献；教育是一门科学，科学需要求真；教育是一种艺术，艺术需要创新。因此，王校长就把奉献、求真、创新当作自己和广大员工的理念。在这样的理念指导下，王校长的对细节的要求到了几乎苛求的地步，教室里要求窗明几净，办公桌上要求一尘不染，对孩子的每一个具体的要求都要认真对待，决不允许出现骂孩子或者是殴打孩子的现象出现，如果发生这样的情况，相关老师将会承担应有的责任。 　　王校长自己有三个女儿，因为筹建学校，和自己的夫人孩子聚少离多。由于操劳过度，他已经瘦了十几斤。但他说：“孩子是我们生命的延续，我们能给孩子最大的财富就是给孩子提供最好的教育，孩子有了最好的教育，就有了一切。只要为了实现这个目标，我怎么付出都会无怨无悔。”(本报记者　黄蔚)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28日第3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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在世界范围内寻找教育的思想支撑

——访《外国教育家评传》编委、第四卷主编单中惠教授

单中惠，1945年出生，浙江绍兴人。1965年华东师范大学教育系毕业后留校任教至今，长期从事外国教育史教学与研究工作。现任教育学系、基础教育改革与发展研究所教授、博士生导师。中国教育学会教育史专业委员会副理事长。美国哥伦比亚大学师范学院访问学者(1982￣1983)，英国赫尔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2￣1993)，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教育学院高级访问学者(1997￣1998)。学术研究成果主要有：专著《现代教育的探索--杜威与实用主义教育思想》。《西方教育思想史》主编。《西方教育学名著提要》第一主编。《外国教育家评传》、《外国教育通史》和《外国教育思想通史》分卷主编。编译《杜威传》、《科学与教育》、《学校的变革》等。合著《外国幼儿教育史》、《中外教育简史》。参与编著《外国现代教育史》、《外国教育史简编》、《外国教育史教程》等。还发表论文60多篇。其中，《西方教育思想史》一书1999年获全国第二届教育科学优秀成果二等奖。 　　本报记者就《外国教育家评传》以及教育的有关问题采访了单中惠教授。 　　问：据中国教育报《读书周刊》的一次调查显示，绝大多数中小学教师在有限的读书时间内主要是“为了提高自己的教学能力”而大量阅读教参和教辅，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经典著作，甚至就连世界上曾有哪些教育家也没听说过；即使师范大学的学生也在远离教育经典著作，也就是在远离教育家和他们的思想。到底我们这个时代还需不需要教育家？过去的教育家的思想是否真的已经过时？ 　　答：毋庸置疑，我们这个时代不仅需要教育家，而且期盼有更多的教育家涌现出来。但如果绝大多数教师确实在有限的读书时间内只是大量阅读教参和教辅，根本没有机会接触教育经典著作(也就是教育家和他们的思想)，那么要从他们中间涌现出我们时代的教育家将是难以想象的。我国已故著名外国教育史家赵祥麟教授曾在《外国教育家评传》的“序”中这样指出：教育历来就吸引着不少的思想家和教育家不惜付出巨大的精力或奉献自己的一生，从事教育理论的探索和实践。我想，我们这个时代的教师(包括作为未来教师的师范大学学生)通过《外国教育家评传》，可以接触教育经典著作和具体深入地理解教育理论的发展轨迹，从中吸取可供比较和借鉴的有益东西，更好地开展教育理论研究工作。应该看到，外国教育史上的很多教育家在自己的教育实践中不断地创新和丰富教育理论，探究并在一定程度上揭示了教育和教学工作的基本规律；同时，在继承前人教育思想的基础上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在反映其时代特征的同时也在不同程度上预示了未来教育的发展趋势。从这个意义上讲，过去的教育家的思想并没有过时。 　　问：据您分析，我国目前的教育是否有足够的思想支撑？ 　　答：从我国目前的教育状况来看，不少教师都开始关注外国教育家的理论，期盼寻找思想支撑。例如，新的课程改革以及研究性学习在指导思想上显然从外国教育家的思想中借鉴了一些有益的东西。但是，应该看到，绝大多数教师对外国教育家的理论缺乏从历史视野上进行比较全面和整体的了解，因而难以为解决十分复杂的教育问题寻求正确的和足够的思想支撑。由于不同时代、不同历史时期的教育理论都是在探究既是一种历史现象又是一种永恒现象的教育，因此，我觉得，《外国教育家评传》会给寻找思想支撑的教师一些启迪和帮助。 　　问：中国有一种调侃的说法：教师是教书匠，是知识贩子。但教书育人的使命要求，教师应该是教育家，即教师应该专业化。这是一条多么漫长的路啊。您认为该从哪里入手做起？ 　　答：教师专业化该从哪里入手做起，这实在是一个很大的问题。但我觉得，了解一些外国教育家如何使他们自己“专业化”的过程，对教师专业化来说应该是有益的。从教育发展的历史来看，并非每一位教师都成为了教育家。但不少外国教育家本身就是教师。例如，古代罗马的昆体良、17世纪的夸美纽斯、18世纪的裴斯泰洛齐、19世纪的赫尔巴特、20世纪的杜威等。他们正是在长期教育实践的基础上，通过理论上的不断探究和反思，最后形成了自己具有特点的教育理论。的确，在成为教育家的道路上，这些外国教育家使自己逐步实现了“专业化”。相比其他的教育著作，《外国教育家评传》通过提供尽可能详实的人物传记，揭示了不同时代和历史时期教育家的人格、教育思想的特色以及具有独创性的教育思想形成的过程，肯定在“教师专业化”上会给人以具体的启示。 　　问：对于做研究型教师来说，《外国教育家评传》能提供什么帮助？ 　　答：在当今我国教育改革中，很多教师希望自己能够成为研究型教师。这确实是一件令人高兴的事情。因为它将使我们时代的教师远离“教书匠”和“知识贩子”的陈旧观念。但是，如何做研究型教师又是不少人感到困惑的问题。我想，除了对这个问题进行理论阐述外，最好的方法是为他们提供一些可供反思和借鉴的范例。《外国教育家评传》四卷本共收录了从古代到当代99位外国教育家，其中不乏研究型教师的人物。例如，18世纪瑞士教育家先后开办了新庄孤儿院、斯坦茨孤儿院以及伊弗东学院，并在思考和研究的基础上提出了“一切为了孩子”、“教育心理学化”等闻名于世的教育观点。又如，苏联教育家马卡连柯和苏霍姆林斯基分别创办了高尔基工学团和帕夫雷什中学，通过不断的研究最终形成各自颇有特色的教育思想。可以相信，想做研究型教师的人肯定会从中得到思想上的启发和行动上的指导。 　　问：从《外国教育家评传》看，历史上绝大多数教育家是教师，足够的教育实践是成为教育家的必经之路。而且，本书所收入的教育家都是用实践促进教育理论的发展。我们的教师应该在理论的指导下去实践，更应自信通过自身的实践和研究推动教育理论的发展。是否可以说，这部著作其实就是指导教师如何将理论与实践紧密地结合在一起的？ 　　答：从《外国教育家评传》所收入的外国教育家来看，绝大多数教育家是教师，曾有过长期的教育实践。如果没有教育实践的基础，那么也就没有这些外国教育家提出的教育理论。的确，也有少数外国教育家的教育实践时间不长，例如，18世纪法国的卢梭仅做过一年的家庭教师、19世纪英国斯宾塞仅做过六个月的学校代课教师等。但是，这样的现象往往是例外的情况。当然，更应该看到，历史上的许多外国教育家正是通过自身的实践和研究形成了各自的教育理论，从而从整体上推动了人类对教育现象及其规律性的认识不断深入。其中，最突出的是19世纪德国教育家赫尔巴特和20世纪美国教育家杜威。赫尔巴特在德国哥尼斯堡大学任教时开办了教育学研究班、教学论研究所和实验学校，最后在《普通教育学》的基础上写成了《教育学讲授纲要》，成为了西方传统教育派的代表人物。杜威在芝加哥大学哲学、心理学和教育学系任教时开办了实验学校，进行了长达8年的教育实验活动，最后撰著了《民主主义与教育》，成为了西方现代教育派的代表人物。可以说，在如何将教育理论和教育实践紧密地结合方面，《外国教育家评传》能给希望成为教育家的教师提供一些指导。 　　问：教育家洛克认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视”。所以，教育是最需要充分准备的事业。这就使思想支撑更显重要。更具体说，要是自己的教育行为有充分的思想理由，即思想支撑要准确，要在教育思想史中找到准确的坐标。尤其在我国目前教育改革如火如荼之际，各种教育说法都在冲击耳膜，作为教师要理性地选择一些观点和行为。如果想拥有这个选择资格的话，就必须了解过去和世界上的教育发生过什么，有过哪些伟大的思想。这样，教育的风险才可能降低。这是否就是这部著作最直接的价值？ 　　答：英国教育家洛克早在17世纪就指出：“教育上的错误比别的错误更不可轻视。”因此，如何在教育上少犯或不犯错误成了此后几个世纪教育家毕生求索的问题。在外国教育发展进程中，不同时代和历史时期的教育家或在自己教育实践的基础上，或在总结前人教育经验的前提下，提出了各具特点的教育主张、教育思想和教育方法，并成为在某个时代和历史时期流传较广和影响较达的教育理论。正如近代英国哲学家培根深刻指出的：“历史使人明智。”无疑，《外国教育家评传》在教育思想上将给广大教育界人士和教师以启迪，在教育思想中找到准确的坐标，以便能对一些教育观点和方法进行睿智而理性的选择。如果拥有历史经验的话，那么，人们就能对现在的事情作出合理的解释，又能对将来的事情作出合理的推测。我想，在教育上又何尝不是这样呢？ 　　问：《外国教育家评传》是否是我国出版的首部外国教育家评传？您能介绍一下编撰标准和原则，以及编撰者的情况？ 　　答：是的，《外国教育家评传》是我国出版的首部外国教育家评传。它汇集了当今国内外教育史领域最新的研究成果。这部由我国已故著名外国教育史学家、华东师范大学教授赵祥麟先生主编的著作，以辩证唯物主义和历史唯物主义为指导，在充分收集和掌握原始资料的基础上，运用评传体裁全面生动地展现自古迄今近一百位外国教育家的生平活动、教育思想及其特点，力图以经典教育著作为依据对外国教育家进行全面而准确的解读，集中反映他们在不同时代和历史时期对教育人的事业提出的种种理论交织起来的一幅历史图景。它既注重学术性，又注重知识性；既强调继承性，又强调批判性；既突出理论性，又突出可读性。正如赵祥麟先生所指出的：“这里所需要的是对人物的教育思想作全面的认识、具体的分析和批判性的思考。特别重要的是，我们不能满足于间接的资料，而要从原著中寻根究底。我们应当指出人物教育思想的历史局限性，但不苛求前人，也不扼杀哪怕是萌芽状态的东西。我们还要本着百家争鸣的精神，阐明各个人物教育思想的特色、内在的价值以及对人类的未来预示着什么。” 　　《外国教育家评传》的整个编写工作是由我国众多的教育学者共同完成的。在赵祥麟先生的筹划和主持下，由北京师范大学的王天一教授、华中师范大学的任钟印教授、福建师范大学的李明德教授、山东师范大学的李文奎教授、华东师范大学的赵荣昌教授和我分别担任各卷的分卷主编。特别应该指出的是，有很多著名教育学者为这部著作拨冗撰稿。其中有滕大春先生的“卢梭”篇、瞿葆奎先生的“欧文”和“古德兰德”篇、王承绪先生的“沛西·能”和“克拉克”篇、任宝祥先生的“德可乐利”篇、吴元训先生的“莫尔”篇、吴式颖女士的“拉夏洛泰”和“克鲁普斯卡娅”篇、戴本博先生的“智者派”篇、王桂先生的“福泽谕吉”篇、夏之莲女士的“斯宾塞”篇、洪丕熙先生的“阿兰”篇等。 　　问：《外国教育家评传》从开始编写到现在，历时15年。早先出版的第1￣3卷据说已成为上海和湖南的中学校长培训读物，还在1995年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评奖中荣获一等奖，还在台湾出版。这是否说明已达到所预期的目标？ 　　答：作为一项涉及面广和工作量大的学术研究工作，《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3卷从1985年4月启动到1991年完成，1992年8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7年；第4卷从1994年2月启动到1999年完成，2002年12月由上海教育出版社出版，历时8年。从《外国教育家评传》出版后的情况来看，这部著作已引起教育界的广泛关注和极大反响，受到教育界人士和读者的热烈欢迎，被称为是“我国第一部详细评述外国教育家的多卷本学术著作”、“我国外国教育史学界论述外国教育家最为详尽且富有特色的学术著作”。其中第1￣3卷1995年9月曾荣获全国第三届优秀教育图书一等奖，同年12月又荣获全国高等学校人文社会科学研究优秀成果二等奖。台湾桂冠图书股份有限公司也于1995年5月将它分成4卷出版，在港台地区和海外发行。此外，上海市和湖南省教育行政部门还曾把《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3卷作为中学校长培训读物。从这些情况来看，《外国教育家评传》在出版后是产生很大社会效益的。 　　问：您是《外国教育家评传》第四卷的分卷主编，您能介绍一下该卷的情况吗？ 　　答：作为《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的分卷主编，我很高兴介绍一下该卷情况。第4卷现收入了27位当代外国教育家，其中有：英国的克拉克、西蒙，美国的布鲁巴克、泰勒、舒尔茨、阿德勒、克尔、古德曼、布卢姆、加涅、古德莱德、克雷明、伊里奇、科尔伯格、博克，德国的利特、雅斯贝尔斯、博尔诺夫、克拉夫基、哈贝马斯，法国的阿兰、郎格朗，苏联的巴班斯基，西班牙的加塞特，印度的甘地，巴西的弗莱雷，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家等。之所以在《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3卷出版后又开始第4卷的编撰工作，正如主编赵祥麟先生生前所说的：尽量收入当代有影响的外国教育家，使《外国教育家评传》这部学术著作内容更丰富、更富于时代感。这里，我顺便要说一下：在第2版《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3卷中，增补了英国的纽曼、美国的杰斐逊以及加拿大的赖尔森三位教育家。 　　从《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编撰的具体情况来看，的确有一定的难度，尤其是很多教育家的生平传记资料或照片，在国内现有条件下是很难找到或无法解决的。1997年8月，我受中国留学基金会的派遣，赴加拿大不列颠哥伦比亚大学留学进修，正好利用这个机会，我查找到所缺的那些外国教育家的生平传记资料和照片。这为《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后来的顺利出版，创造了一定的条件。 　　在《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所收入的教育家中，有不少教育家是我国以前没有专门介绍过的，例如，课程与教学论领域的泰勒、古德莱德、克拉夫基，高等教育领域的克拉克、布鲁巴克、克尔、博克，教育基本理论领域的阿兰、利特、雅斯贝尔斯、阿德勒，教育史学领域的克雷明、西蒙；有些教育家则是我国现在极为关注的，例如，为社会批判教育学提供理论基础和方法论的哈贝马斯，影响第三世界国家教育理论和实践的弗莱雷，主张新激进派教育理论的古德曼、伊里奇以及新马克思主义教育家。我想，与《外国教育家评传》第1￣3卷的出版一样，《外国教育家评传》第4卷的出版不仅为对这些当代外国教育家的研究提供了既深入又富于新颖性的评述，而且为我国教育理论的深入发展提供了既有益又富于多样性的借鉴。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24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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揭开洋野鸡大学的神秘面纱

洋野鸡大学为了达到蒙骗学生的目的，使用了种种障眼法，《中国青年报》对这些学校实际使用的招数作了曝光。 　　野鸡大学招数之一：取个响亮的名字，沾点名校的光 　　“野鸡大学”对取名字可谓煞费苦心。正规大学除像MIT(麻省理工学院)、BostonCollege(波士顿学院)由于历史跟传统原因仍保留“学院”的名称外，其他大学对于学院跟大学的用法也是有规律的。在中国的“野鸡大学”无一例外都叫University(大学)，即便该校只有一个商务系。而像这样只有一两个系或学院的，按传统习惯，一般只会取个名字如学院(College或Institute)，有时用学校(School)。但是在中国招生的“野鸡大学”，不管大小，哪怕只有一间办公室作为校园的地址，都叫大学(University)，而且往往一听就来头不小。这一点倒是和我国一些大学拼命想把名字改大一点的心理一脉相承。 　　取个和美国一流高校相近的名字，甚至中文名完全相同的名字，也是很多“野鸡大学”惯用的欺骗伎俩之一。 　　名字上想要与国外一流大学攀亲，而在师资队伍上，“野鸡大学”却常常试图借中国著名学府的名气。声称自己与北大、清华、中国社科院合作，授课的教授是“梦之队”，是“野鸡大学”招生常用的手法。 　　野鸡大学招数之二：国际认证，一块金字招牌 　　“我们颁发的学位是得到国际认证的。”这是“野鸡大学”们最喜欢挂在嘴边的一句话。 　　何谓“国际认证”、有没有“国际认证”？据专家介绍，学历认证根本就没有“国际认证”一说。国与国之间的操作细则是，如果一所学校在本国是受到恰当承认的，那么另一国就应给予对等的待遇。美国不像中国，有统一管理控制高等教育的机构，美国的各个州政府对教育有不同等级的控制，但总的来说美国的高等教育机构是相当独立自主的。跟中国完全不同，美国教育部不承担任何认证学校或课程的职能。但根据法律要求，教育部要发布他们认为可信赖的全国性认证机构的名单，主要作为学校接受财政援助资格的标准。理论上，只有被美国教育部所承认的认证机构所认证的学校才是被承认的学校。 　　那么，哪些机构在美国具有与中国教育部同样的文凭认证的功能呢？美国的大学认证可以分成两大类：一类是学院性的；一类是专门科目性的。美国最主要的学院性地区认证机构有6家，任何学校如得到地区学院性认证，即表明学校的综合实力得到社会承认，学生所修的学分通常可以互转。 　　除了上述6家区域学院性认证机构，美国还有很多家全国学院性与专业性认证机构，如：专门负责认证远程教育的美国远程教育与培训认证委员会，认证法学院与课程的美国律师协会下属的法学教育与加入律师协会委员会，等等。 　　这些专业性的认证机构有什么作用呢？在美国，很多课程如医学、法学等，除非你就读的学校该专业是得到专业认证机构认证的，否则通常你没有资格参加执业资格考试。所以专业认证同样也是很重要的。 　　因此，美国正式的大学，在认证信息里基本只会写到，他们是被6家学院性地区认证机构其中一家认证的，再加上几条专门科目性认证的信息。美国很多州都规定，大学必须把自己没有获得这些机构认证的重要信息放在自己的网站上，否则就可能触犯当地的法律。但是，在中国，这些野鸡大学往往就会在自己的网页上把这一条最重要的信息给滤掉。有时，他们甚至还会给学员作出歪曲认证重要性以及自己学校没有取得主要认证的独特解释。 　　野鸡大学招数之三：网络障眼法 　　曾有一家南方报社在题为《如何鉴别野鸡大学》的文章中指出，野鸡大学的一个最基本特征是：学校的网址是“.com”或“.org”，而不是以“.edu”结尾。 　　应该说，有“.edu”结尾的网址是一个正规大学应该具备的基本条件，但有“.edu”结尾的网址的大学并不都是正规大学。所以，那篇鉴别野鸡大学的文章，竟被很多野鸡大学放在了自己的中文网页上。 　　如果你在就读国外的正规大学，那么通常大学会给你一个官方的学生邮件地址。如John@fas.harvard.edu，这表明这位叫John的学生是哈佛大学文理学院的学生。但是野鸡大学几乎都没有带.edu结尾的邮件地址。 　　野鸡大学招数之四：标榜自己的学历可以进行公证 　　很多野鸡大学都喜欢强调自己的学历可以获得公证，可以获得美国国务院、某某州政府和中国驻外使馆的认证，甚至把这些文件放在自己的网页上。 　　其实，所谓的文凭公证、认证，是美国野鸡大学利用中国学生对国外法律制度认识不够，蒙骗中国学生的又一种方式。 　　在美国，任何东西都可以办理地方公证和国务院、当地驻美使馆的认证。但其公证不是公证文件(证书)上的内容是否真实，而只是证明文件(证书)上的有关人员的签字或有关单位的盖章是真实的。 　　野鸡大学招数之五：毕业典礼在香港或美国举行 　　毕业典礼在香港或亚洲其他国家举行，或可以短期出国培训，也是很多野鸡大学在招生广告中经常会抛出的一个诱饵。野鸡大学打出可以去国外参加毕业典礼的幌子来，为的是让学生进一步增强对学校的信任。 　　其实，从签证上也可以看出野鸡大学与正式大学的区别。野鸡大学基本上都未获移民部门批准有资格申请学生签证(F-1)。如果一个学校没有国际学生的签证资格，那么也就间接说明了这个大学没有能力接受国际学生。野鸡大学一般所说的“学生签证”，其实是旅游观光签证(B-2)。让学员出国参加毕业典礼，不过就是让学员花钱出国旅游一趟罢了。 　　对亚洲学生来说，选择什么样的美国学校最为安全呢？美国打击野鸡大学的权威专家Chip建议，最保险的、唯一可以遵循的原则，就是选择被地方认证机构(即按区域划分的六大认证机构)或被远程教育认证机构(DETC)认证的学校。如果学校没出现在它们的名单里，则要么是野鸡大学，要么是为了避免法律纠纷，我们称之为“不妙的学院”。 　　国内也有专家建议，中国学生读美国大学，最好还是选择被6家区域性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美国远程教育与培训认证委员会(DETC)虽然也被美国教育部承认，但在美国社会被接受的程度仍然有限，而且被DETC认证的美国大学到中国来开办的课程，也有出现问题的。也就是说，在美国远程教育与培训认证委员会批准其学校开设的课程中根本没有DBA课程。被认证大学的“野鸡项目”往往具有更大的迷惑性，更需要中国学生提高警惕。 　　这也给我们提出了一个问题：现在，不仅野鸡大学看好中国，就连得到美国教育部承认的认证机构认证的大学都试图在中国违规操作，这究竟是为什么？！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20日第2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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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进行“增负”试验

在过去的20年中，美国许多城市的学校都将精力集中在消除种族隔离和改善学校设施上，这无疑是件好事。但学生的学习水平却被忽视而导致每况愈下，这引起了人们的极大关注。教育界人士终于明白，在努力设计校舍、改善办学条件的同时，也需要重新审视美国的教育制度。 　　目前包括中国在内的许多亚洲国家为了保护少年儿童的身心健康，促使全面发展，推进素质教育，提出并大力实施“减负”举措——减轻学生课业负担的今天，美国却因学生的基础学业成绩处于日趋下降的情况，开始试验为学生“增负”。 　　美国堪萨斯州的密苏里校区自2000年1月22日起开始实施一项试验。从这天起学校停止双休日制度，2400多名学生要在星期六补数学和阅读课程。 　　该校区的教学成绩确实令人沮丧，使人担忧，据统计显示：1999年毕业率仅有55.6%，有一个班学生参加一项全州数学考核时，竟有90%以上不及格，有的班只有10%的学生被认为阅读理解能力及格。鉴于这样的低劣成绩，州教育当局最近警告要接管该校区并对其进行全力整顿。 　　校区当局起初是宣布学生星期六必须来补课的，但碍于州里的法律，不敢明目张胆地开张，只好“偷偷摸摸”进行，再后来只好以鼓励的形式劝导学生参加。奇怪的是，此举不但没有被禁止，反而得到了广大教师和家长的支持，教育主管人士也认为该计划切实可行。管辖58个城市校区660万学生的大城市学校委员会研究室主任S·刘易斯说：“这是个好计划。”她形容美国的城市教育是个“恐怖故事”，数以万计的学生达不到起码的要求。她说，现在全美国的城市学校在进行各式各样的“增负”试验，希望提高学生的成绩。她相信，若干年后，美国的基础教育定会重振雄风，取得成效。 　　当然，美国教育的“增负”有自己的特色，并非如中国等亚洲国家固有的传统那样，一味将学生圈在课堂上，进行封闭式教学，听任老师指挥；美式教育是不管在什么情况下，始终以“启疑”开路，激发学生在“探索”的道路上前进，学校尽可能给孩子们更大的身心发展空间，鼓励有广泛的兴趣，教育学生灵活多变，东跑西跳，培育自信，注重培养孩子的综合能力。一般学校不排名次，有的甚至考试也不公布分数，分数被视为孩子的“私人物品”。学校成绩和学生成绩由教育当局和学校等掌握。家庭作业仍执行教育部规定：小学1—3年级每天20分钟，4—6年级每天20—40分钟，7—9年级每天2小时。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19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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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教育史上首次“对外政策研讨会”召开

美国教育史上首次针对中国学生的“对外政策研讨会”日前在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隆重召开。此次为时三天的活动由乔治华盛顿大学国际事务学院和美中关系全国委员会共同策划和举办。来自全美各大名校的200多名中国学生和来自乔治华盛顿大学及其他大学的15名国际事务专业的美国学生参加了研讨会。 　　据介绍，这样针对中国学生(非国际关系和事务专业)的研讨会在美国教育史上尚属首次，旨在让中国学生在学习各自专业的同时，能全面、系统地了解美国对外政策和中美关系。参加研讨会的中国学生是从众多申请者中挑选出来的。研讨会将在明后两年继续举办。(靳波) 　　《中国教育报》2003年7月5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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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多元化筹措高等教育经费

一、政府拨款为主体 　　美国现代高等教育体系是建立在以国家投资为主体的经济基础之上的，公立高等学校的经费来源一半以上依赖政府的财政性拨款。近几年来，美国政府对高等教育的拨款虽然一再削减，各个州政府的拨款也在减少，但是公立大学的经费来源中，政府拨款仍然占据主体地位，约占55%。仅科研费一项，美国政府每年拨款即达100亿美元以上，占全国高校科研经费总额的60%。政府采用合同拨款方式，根据国家社会经济和科学技术发展的战略需要拟定课题，由各单位自行申报，然后政府再与相关学科研究水平最高、条件最好者签订科研合同，从而促使各校为获得科研经费而努力提高科研水平。这种办法不仅有助于各校开展竞争，提高科研水平，而且有助于使科研更好地为国家战略利益服务。 　　美国联邦政府、州政府对私立大学不过多干预，费用由学校自行筹措。私立大学也同各级政府保持密切联系，力争得到各方面的支持，包括资金方面。 　　二、教育捐赠有效缓解经费紧缺 　　在美国，高等教育经费捐赠历史悠久。耶鲁大学、斯坦福大学、哈佛大学和康乃尔大学等都是私人捐赠的著名高校。近些年来，美国高校捐赠的特点集中表现在手段规范、范围广阔、形式多样、政府支持。 　　在美国，一些大学将筹措捐赠收入作为一项重要的工作，建立相应的筹款机构，由专职人员来执行，以使学校的筹集活动有组织、有计划、有领导地开展。许多大学都建立了由副校长负责的学校发展部，作为学校专门的筹集资金的机构。筹集办学资金已成为公认的一种专业活动，如何筹集资金几乎发展成为一门科学。对高校而言，筹资不仅是一种锦上添花的行为，有时也是高校生存必备的条件。 　　美国高等学校捐赠成功取决于四个条件：学校形象，校长的领导，完善的发展规划以及大众观念与社会支持。而且，筹资的多少已不仅仅是钱的多少的问题，它正成为评价校长业绩的重要指标，成为学校知名度和声望的重要体现，甚至已成为学校水平的象征。例如纽约大学建立了发展部，下设基金会集资处和个人集资处，有工作人员54人，由一名副校长负责。近几年，纽约大学每年都能筹集到l亿美元左右，目前已筹集到10多亿美元。学校利用这笔经费建造了22幢新的教学大楼，11幢新的宿舍楼，开设了一批新的专业，招聘到一批具有特殊才能的教授，使学校的面貌发生了惊人的变化。 　　美国高校的募捐范围不局限于本地和本国，现已扩大到全世界。捐赠者除个人、社会团体外，还有在各地设置的基金会、校友会等，目前有4500多个基金会从事推动文教活动。美国加州大学洛杉矶分校不仅在东京雇佣了兼职筹款人，而且还在香港、韩国、日本、台湾和泰国等地建立了校友会。麻省理工学院也与1万余名海外校友建立了联系，以便将潜在的募捐变成现实。纽约大学更是特别注意保持与刚毕业的海外校友的联系。 　　美国高校接受捐赠的形式手段多样化，有现金捐赠、证券捐赠、信托捐赠和实物捐赠。实物捐赠又分为不动产所有权捐赠和有形资产捐赠。捐赠的方式也是多样化的，最常见的是例行年度募捐和大额捐款。美国普林斯顿大学就从该校毕业生、现为香港富商的吴先生处获得了1亿美元的捐款。可口可乐公司在捐赠教育基金5000万美元的基础上正在向1亿美元的目标挺进。为鼓励更多的企业、组织与个人把巨额财富捐赠给高等教育，美国政府提出免税等优惠政策。教育捐赠逐渐成为与政府投入、学费并列的重要的经费来源，有效地缓解了教育经费的紧张。来自于社会团体、校友等的捐赠，约占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8%。 　　三、学费呈不断上升趋势 　　美国高等教育步入大众化阶段以后，学费占据高等教育经费的份额越来越大，且随着生均培养成本的提高而呈现增长趋势。美国教育部下属的研究机构全国教育学会专家万斯·格兰特说：“上大学的费用一般每年约增加5%至6%。”这是因为，一方面美国政府降低了对高等教育的资助水平，开始把学杂费方面的经济负担更多地转向学生及其家庭，导致学费不断增长；二是不同学校的性质、声誉、校址以及学科和专业不同，学生的培养成本和就业前景、未来收入会有一定的区别，高校对学生的收费标准有所差别。 　　高等学校收费的增加，使得美国许多家庭不得不制订出一个比较长期的攒钱规划，以准备更多的钱支付孩子上大学的费用。20世纪80年代末期，上完四年制私立大学并获得学位，只要花费7万多美元，上公立大学的费用只需3万多美元，上名牌大学也只要10万多美元。而到2002年，上述三组数字分别上涨为13.4万、5.2万以及30万美元。学杂费的大幅度攀升，从表面上看，似乎可以缓解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紧缺的矛盾，但从长远看，负面影响也不小。由于学杂费用太高，近年来，美国四年制大学学士增长速度大大放慢，而全美1200所两年制的社区学院入学人数却大增。 　　美国的高等教育属于金字塔型。金字塔底部为两年制专科，按照两种模式培养人才：职业培训和转升其他院校本科。这些学校的费用主要由州、县、社区筹措，学生只缴纳少量费用，几乎是免费性质的。金字塔的中部为教学型本科院校，以培养普通高等人才为主，学生每年需要缴纳约1.3万美元学费。金字塔的顶部为研究型院校，均是比较有名的大学，以科研和培养研究生、博士生为主，师资力量雄厚，师生比例接近，除了少数获得全额奖学金的学生外，其他学生均需缴纳高额学费。 　　美国对大学生基本无政府补助，一般是学生放假及利用业余时间打工挣学费。奖学金只限于对有特别才能或无资金的学生，贷学金对学生敞开。但是贷款偿还问题在美国这样一个贷款回收机制较为有效和完善的国家仍然未能解决好，过度的债务负担和违约率成为普遍现象。正如美国经济学家汉森所言，“学生贷款的违约者在过去一年里成为华盛顿面临的一个重要问题，因为他们每年要花掉联邦政府15亿美元。” 　　四、扩大招收外国留学生 　　随着世界各国到美国留学人数的剧增，招收外国留学生也成为美国高等学校缓解办学经费紧缺的一个重要举措。近年来，美国高等学校招生人员的足迹遍及亚洲各地，他们像推销产品一样推销美国的高等教育。许多学校还制订了招收外国留学生的计划和目标。如宾州的拉·塞尔大学尽管是一所规模不大的大学，校长却明确表示，在未来的几年内，要使外国留学生的人数从目前的2%提高到10%。据统计，过去20年里美国高等学校中的外国学生人数增加了三倍。留学生人数的剧增，为美国高等学校带来了可观的经济收入。美国商务部在统计资料中，将美国高等学校招收外国学生到美国留学列为第五大出口行业，其地位排在货物运输之后，银行之前。外国留学生的到来，不仅缴纳高额的学费，而且要交房租、伙食费，另外还有不菲的日用品、娱乐开支。近年来，美国高等学校从外国留学生身上获得的经济收入还在不断地上升。招收外国留学生和收取本国学生学费所得约占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16%。 　　五、利用科研专利筹措办学经费 　　为缓解联邦政府提供教育经费不足的矛盾，美国高等学校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正在成为一种普遍现象。在一些科研设施好、技术力量强的大学，进展更快。如亚那桑大学获得了高产杂交棉花的专利权，康涅狄格大学的科学家们设计出塑料滤层排水器和钛制正牙线，伊利诺伊大学向企业颁发了假耳骨节许可证，内布拉斯加大学培植出一种无需频繁割草、浇水和施肥的草……这些专利，分别给上述高校带来了不菲的经济收入。尽管美国官员担心这种急功近利的创收活动会影响美国高校整体科研水平的提高，但是在高度市场经济化了的美国，又不能不说是一种必然的选择。只要美国高等学校办学经费紧缺的矛盾存在一天，美国大学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的作法也就会存在一天。 　　六、校企合作获取资金 　　比利用科研专利筹措资金更进一步的作法是，通过校企合作解决经费不足。美国政府科技政策的引导与倾斜对美国大学开展产学研合作起着重要的推动作用。由于经济的持续增长，一些企业深受科技和教育之益，投资教育的热情大增，美国高等学校亦非常注意与企业的合作。这是因为：一方面企业需要高等学校的知识，需要学校培养出来的人才，需要解决企业生产中的实际问题，需要得到新的发明创造技术，提高产品质量和高科技含量，需要打高校的牌子；另一方面，高校更需要同企业结合，企业可以给高校提供生产实践的园地，提供社会信息，提供用人的位置，更重要的是，企业可以以部分盈利支援学校发展，双方获利。 　　许多高校的实验室和产业界合作，直接从事产品的开发与生产，以寻求较高的利润。它不仅比出卖科研专利获得更多的经济收入，而且又锻炼和提高了大学的科研队伍，还促进了学校的教学和科研发展。美国高等学校实验室与产业界的合作，不仅加速了美国产业界技术人员技术的提高，推动了美国产业界的发展，而且为学校获得了可观的经济收入。利用科研专利筹措经费和校企合作获取资金的收入，约占美国高等教育经费的21%。 　　美国私立大学的经费来源渠道、资金筹措方法与公立大学大致相同，但是所占比例不同。私立大学从非政府渠道筹措的经费约占75%以上，其中最重要的是学生的学费，约占50%。近些年来，私立大学不断提高收费标准，以解决经费短缺问题。学校质量越高、名气越大、学费便越高；相反，学校质量越差、名气越小、学费便越低。例如，美国哈佛大学本科生一年的学费目前高达3.4万美元左右，而名不见经传的大学一年只需2000多美元。 　　美国的经验说明，多渠道筹措教育经费是一条有效的应当长期坚持的途径。它有利于缓解办学经费紧缺的矛盾，提高资源的利用率和提高高等学校内部的效益，值得我们学习和借鉴。 　　《中国教育报》2003年6月7日第4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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他的演讲影响着美国教育

——《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译者谈

近些年来，我国有不少人(包括教育工作者、留学生家长、留学生)热衷于出书介绍美国的教育，其中有些书确实值得一读。但要真正了解美国的教育，恐怕还是看美国人自己写的书为好。《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就是一本美国人写美国教育的书。 　　该书是美国当代著名教育家欧内斯特.L.博耶博士的一本演说选集。博耶曾任纽约州立大学校长、美国联邦教育署长、卡内基教学促进基金会主席，对美国教育进行了系统而深入的研究，先后出版了《中学：关于美国中等教育的报告》、《大学：美国大学生的就读经验》、《学术水平的反思：大学教授的工作重点》、《准备学习：国家的指令》、《基础学校：一个学习化的社区》等研究报告和著作。他的不少著作被认为在美国教育研究工作中具有里程碑的意义，并在很大程度上影响了美国的教育政策。由于博耶在美国教育工作中的卓越成就和广泛影响，他先后被140多所大学授予荣誉博士学位(其中包括北京大学)，成为迄今为止美国历史上获得荣誉博士学位最多的人。 　　博耶不仅是一位教育家，而且是一位演说家。事实上，发表教育演说成了他影响美国教育的一种重要方式。在专门为了纪念博耶而建立的博耶中心里，至今还保存着他的1400多份演讲手稿。为明了起见，我把这本书的书名译成《关于美国教育改革的演讲》(教育科学出版社2002年出版)。从这些演讲里，我们既可以把握博耶的教育思想之大概，也可以了解美国教育改革状况之一斑。 　　博耶演讲的论题十分广泛，涉及到教育的基本经验和深层价值，纵贯美国教育的全过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终身教育。其主旨在于促进教育改革、提高教育质量。具体来讲，如何通过教育改革来提高教育质量呢？就基础教育而论，根据博耶的看法，应当做好几个方面的工作。这些工作对于我国的基础教育改革也可以提供有益的启示。 　　比如优化环境，博耶说：“要办好一所学校，首先必须建立一个真正的学习化社区，这是一项最重要的工作。”博耶在研究基础学校的改革过程中发现，在一所目的不明确、师生之间缺乏交往、家长不参与对其孩子进行教育的学校里，要想取得教育上的优异成绩，根本不可能。 　　但是，社区并不是自然而然地形成的。博耶赋予社区一词非常丰富的内涵，社区问题实质上就是学校的文化问题，就是人与人之间的联系方式问题，就是人们的态度和价值观问题。他的研究结论是，要把学校变成一个学习化的社区，学校必须具有六种特质：学校必须是一个目的明确的场所，它负有明确而重要的使命；学校必须是一个互相交流的场所，人与人之间相互尊重和信任地倾诉与倾听；学校必须是一个公正无私的场所，每一个人都能得到平等的对待；学校必须是一个纪律严明的场所，建立了明确的规章制度和行为规范；学校必须是一个互相关心的场所，学生有一种安全感；学校必须是一个欢庆聚会的场所，通过开学典礼等活动把学校里的所有人聚集在一起。 　　除了建立学习化的社区以外，还要重视具体教育情境的优化。“优质教育实际上就存在于这样的教育时机之中，即具有好奇心的学生和能够激励学生的教师之间的相互作用。”但是对教师的成功而言，他们需要更小的班级，特别是在初等学校，那里的年幼儿童经常需要个别的关心和指导。有些人觉得班级规模的大小无所谓，博耶对此感到非常吃惊：“我不得不指出的是，说这话的人在过去的30年里没有花上5分钟时间与3个以上的孩子呆在一起”。 　　他还谈到，没有伦理道德统率的知识比无知更危险。 　　为了避免野蛮行为的发生，为了使学生免受现实世界邪恶势力的影响，博耶认为教育必须重视学生品德的培养。他提出了七种基本的美德，并相信这些美德适合于每一所学校和每一个学生。具体来讲，每一所学校都要运用言语和行动的方法来对学生进行诚实、尊重他人、负责、同情、自律、坚忍和奉献等传统美德的教育。只有具备这些美德的人才能称得上是一个受过教育的人。 　　《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2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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我丈夫是一位演说家

我丈夫是一位演说家。弥赛亚学院博耶中心保存着我丈夫的1400多份演讲手稿。大多数手稿都是他用难以辨认的字体写成的。他用红笔在有些单词和词组上画了圈圈或者在其下面画上杠杠，以备演讲之用。他在演讲时从来没有逐字逐句地念讲稿，而是富有激情地即兴发挥。他经常运用幽默来引起听众的笑声。他喜欢听众并能让听众沉浸在他的即兴演讲之中。尽管如此，他还是十分珍视演讲手稿。每一篇讲稿都是由他自己写成，都是为每一个特殊的演讲场合而写的。他很少作重复性的演讲。他相信演讲应该具有个人的特点和风格。这种信念排除了请人代写讲稿的可能性。因此，所有的手稿从文字到思想都是他自己的。在他逝世前不久，我请他挑选了12篇最能代表他的思想的演说，汇编成了这本演说选集。 　　我丈夫就许多教育论题发表过演说，这些演说涉及到教育的深层价值和基本经验，纵观美国教育的全过程，从学前教育到高等教育乃至终身教育。他希望他对教育问题的看法能够引起争论并对公共政策施加影响，以便建立一种更加人道主义的以学生为中心的教育，以便教育更加关注社会服务和伦理道德问题。他最理想的教育就是引导学生“不仅掌握基础知识，而且形成跨学科之间的联系，最终把知识应用于学校之外的生活。” 　　我丈夫主张分享知识和经验，学术团体的成员应该不断地全球化。在与中国教育工作者的合作过程中，他的视野得到了扩展，工作得到了加强，这在他的著作和演说里都有明显的体现。我丈夫深信，在不同的国家之间的交流和分享知识十分重要。正是基于这种合作的精神和友谊，我对涂艳国博士把这本演说选集翻译介绍给我们的中国同行表示非常高兴。我可能是这个世界上最欣赏我丈夫演讲的人。作为对我丈夫的一种纪念，我很高兴他挑选的这些演说被译成中文出版。 　　“儿童是我们最为宝贵的资源。归根到底，我们的一切都寄托在他们的身上。作为一个国家，如果我们不能很好地关心和教育下一代，如果我们不能让所有的儿童都为学习和生活作好准备，那么还有什么东西能把我们这个国家团结在一起呢？” 　　“儿童的生命和他们的教育问题超出了政治的界限。我始终相信，在对优质教育的探索过程中，为了儿童的利益而达成共识是完全可能的。” 　　“教育的目的不仅是为学生的职业生涯做准备，而且要使他们过一种有尊严和有意义的生活。不仅是生成新的知识，而且要把知识用来为人类服务；不仅是学习和研究管理，而且要培养能够增进社会公益的公民。” 　　“优质教育最终取决于教师的教学质量。如果我们国家能够把小学一年级教师当作大学教授那样对待，仅此一项措施就足以使我们的中小学充满生机和活力。” 　　“技术能够在瞬间把信息传遍全世界。但是，无论技术具有多么神奇的功效，它却不能传递智慧。因此，我们需要能帮助学生明辨是非的教育机构来培养学生去伪存真的能力。” 　　——欧内斯特·L.博耶 　　《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29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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美国的教育发展战略规划 　　美国教育部于1997年9月提出《1998-2002年教育发展战略规划》，阐述了教育改革与发展的七大优先事项，其中第五项目标为“到2002年为止所有教室都连上互联网，并完成网络技术的脱盲”，具体指标是：(1)接触高质量教育技术的学生将在核心学业课程方面表现出更高的成就和较好的技术普及水平；(2)到2001年为止，学生与每台现代多媒体电脑之比为5：1；(3)连上信息高速公路的公立学校教室由1996年的14%增至1998年的25%，以后比例再逐年增高；(4)到2001年为止，至少50%的教师将把高质量的教育技术、软件和信息高速公路与学校课程统一起来；(5)到2001年为止，低收入水平家庭的学生、残疾学生将与其他学生一样可以接触到高级技术；(6)到2001年为止，至少60%的教师、学校管理人员和学校图书管理员将完成电脑及上网操作的培训，以帮助学生学习。2001年1月，现任美国总统布什在题为《不让一个孩子掉队》的教育报告中再次重申，政府始终坚信信息技术应成为学校努力提高学生学业成就的一门有力工具，呼吁社区、私人企业、州级官员和个人一起行动起来，为实现21世纪美国信息技术的普及而努力实现以下目标：(1)美国学校的所有教师都将接受到必要的培训，以帮助学生学会使用电脑和利用信息高速公路；(2)所有的教师和学生在教室里都可以直接使用现代的多媒体电脑；(3)每一间教室都连上信息高速公路；(4)开发有效的软件和在线学习资源，使其成为每所学校课程整体的一个重要组成部分。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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当学校处于困境时，校长强硬而直接的教学领导会有助于学校情况的好转。但如果学校走出困境，学校需要怎样一种领导？《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一书从理论和实践上以“道德领导”为核心：

重设学校领导架构

萨乔万尼是美国著名的教育管理学家之一，也是一位擅以批判的范式研究教育管理现象和学校领导问题的代表，并因此而被一些西方教育管理学家誉为“近20年中美国教育管理学界最有持久生命力、最有影响的著述作者之一”。而《道德领导抵及学校改善的核心》(上海教育出版社)则是萨乔万尼27部著作中最负盛名的作品。萨乔万尼坚信，学校不同于一般的工业组织，学校在本质上是一种学习的共同体。适用于工业组织的强硬而有力的科层领导模式或者凭借人格魅力及圆熟的人际技能的领导模式，都不能完全适应学校管理环境的需要。从根本上说，学习共同体的管理活动，应当围绕道德领导这个核心来开展，也就是要把“以德治校”放在学校管理工作的首位。基于这样一种思想认识，《道德领导》从反思和质疑传统的学校领导模式入手，不仅对于科层领导模式的种种弊端作了全面的剖析，而且对于备受以往学校管理学教材褒奖的、不少中小学校长正孜孜以求的学校领导模式——依据激励理论的观点，尽力满足教职员工种种需要的人际领导模式作了深刻的分析，点破了这一模式背后假设之缺陷：认定人类生来自私，期望最大程度地获取自我利益是人类行为的驱动力，人们会在工作中不断地算计行动路线以及不断地估计不同选择所带来的利益；人们在决定为何去做、去做什么时，自利处于绝对的支配地位，以致爱、忠诚、义愤、义务、责任、善行、奉献等等均几乎不在其考虑和算计的范围之内；在这种假设之下，虽然也涉及“情感”一词，但情感被当作一种货币的形式，人们是用它来交换某些东西的。《道德领导》进而揭露了这一模式的本质：领导就是一种以满足员工的自利来换取员工工作积极性的“交易”。萨乔万尼虽不完全否定科层领导和人际领导在学校管理中的价值与作用，但是他认为，这两种领导模式只能解决学校管理的部分问题，也只能代表学校领导的初级阶段，更不能将这两种领导模式置于学校管理的核心地位。有鉴于此，《道德领导》充分论证了重设学校领导架构，扩展学校领导维度，并将道德领导置于学校管理的核心地位以及实施理念为本的“转化式”领导的必要性和可能性。 　　更值得一提的是，《道德领导》并不是一部纯粹思辩推演、空玄说教的文本，而是一部理论分析和操作策略兼备的作品，也可以说是一份“以德治校”的施工蓝图。例如，该书对于构建“以德治校”的四个帮手——共同体规范、专业理想、充溢的工作体验、团队精神——的策略，分别作了专章介绍，并辅以学校领导实例进行了比照说明。 　　《道德领导》虽然篇幅不长，但却为“以德治校”开辟了一面新的理论视窗，也为我国学校领导者贯彻"以德治校"的思想提供了可资借鉴的新颖思路和较为实用的操作策略。 　　(注：此书为“教育管理前沿译丛”其中一卷) 　　《中国教育报》2003年5月15日第8版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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ETS——TOPE职业英语考试进入我国

本报讯(记者 顾雪林)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ETS)ETS——TOPE职业英语考试4月初正式进入我国。它的主要特点是，一次考试完成日常生活和工作环境中四种英语语言技能的评估。 　　据美国教育考试服务中心亚太区商务开发部总监秦苏珊女士介绍，ETS———TOPE职业英语考试，是由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于2002年为各国政府官员、商务白领、培训机构以及英语学习爱好者个人设计的考试。此项考试为笔试，包括四项技能：听、说、读、写，考试时间为两个半小时。此项考试由GRE、GMAT和TOEFL的设计者、美国教育测试服务中心(ETS)设计开发，ETS在此项目上投入了巨资以满足企业、政府机关、教育机构和个人的使用需求。ETS-TOPE职业英语考试每年在我国将进行4次考试，今年5月份在我国的首轮考试的报名截止日期为4月30日。 　　ETS创建于1947年，是世界上最大的私人的非盈利教育测试和评估机构，其最为中国人熟悉的是托福考试和GRE考试。北京泰跃国际教育投资有限公司是ETS——TOPE职业英语考试在中国的独家代理。今年1月，泰跃国际教育投资有限公司和中国教育部考试中心(NEEA)签署合作协议，考试中心与泰跃国际教育合作组织和实施考试，并共同开发了一个在线报名网站，在此网站上还可进行托福和TSE考试报名。中国教育部全国高等学校学生信息咨询和就业指导中心，将为ETS——TOPE职业英语考试提供认证，并在全国高校内推行此项考试和相关的培训。 　　《中国教育报》2003年4月11日第5版