学术传统刍议

心诚则灵

学术传统刍议

学术传统的培植是慢工细活，需要的是耐心，任何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只会将学术传统斫伤于无形。对于以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为己任的高等学府来说，一切改革的举措应该服务于建设富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否则，便是舍本逐末。 ■郁振华 科教兴国战略的实施，使中国高等教育获得空前的发展机遇。近年来中国高等教育的改革，在经历了量的扩张之后，人们开始把注意力聚焦在内在的质的提升之上，学科建设已成为新一轮高教改革的重中之重。笔者认为，学科建设的关键是学术传统的培育、维护和发扬。理解学术传统，牵涉到一些重要的理论问题。从哲学认识论来审视学术传统，可以提高我们在这方面的理论自觉性，减少工作中的盲目性。 为学术传统正名 在一个一切都求新求快的时代谈论传统，难免保守之讥。17世纪以来，特别是启蒙运动以来，传统的名声可谓江河日下。启蒙运动把传统看作理性和自由的对立面。启蒙运动对传统的批判具有巨大的思想解放作用。但是，不容否认的是，正如伽达默尔指出的那样，启蒙运动误解了传统的本性。伽达默尔认为，传统的本质是保存，不是任何流传下来的东西都能成为传统。要形成传统，需要肯定、掌握和培养。为了克服启蒙运动对传统理解的简单化倾向，伽达默尔提出了为传统正名的主张。 一般来说，人们比较容易理解，各种技艺、文学艺术乃至人文学术是受传统制约的，在它们的发展中，传统因素起着重要作用。而自然科学，在人们的通常意识中，似乎是“脱传统的”或者说是与传统无涉的。对自然科学的这种理解，本身就是近代科学革命和启蒙运动的产物。波兰尼从科学哲学的角度得到了和伽达默尔诠释学类似的结论。他指出，近代科学在形成的过程中提出了激烈的反传统、反权威的口号，这个口号有其历史的合理性，因为，早期的科学家只有通过反叛传统的宗教权威，才能为自然科学开辟道路。但问题是，在敌人被打败之后，这个激烈的口号依然保存着，并给人这样一种印象，即科学作为一种自由探索的理性事业，要彻底地拒斥传统。波兰尼认为，这种印象是误导的。他明确指出，科学传统之于科学研究是构成性的，科学的存在和发展建立在科学传统的基础之上。 总之，在包括各种科学（包括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和艺术（包括各种技艺）在内的人类实践中，传统是一个不可或缺的构成性因素。笔者以下对传统的讨论虽然会牵涉到其他的传统，但关注的重点是学术传统（自然科学和人文科学的传统）。 之所以要强调学术传统建设的重要性，是因为传统的有无，直接影响到精神生产的能力和精神产品的品质。卡尔·波普说，在新西兰的时候，他曾得到过一套美国灌制的莫扎特《安魂曲》的唱片，但是，由于灌制唱片的音乐家对莫扎特以来的传统一无所知，所以唱片的音乐品质十分令人扫兴。波普说，此事让他认识到，缺乏音乐传统意味着什么。艺术如此，科学研究也是如此。波兰尼指出，近代自然科学发源于欧洲，深厚的研究传统使得这个地区在科学上遥遥领先。而欧洲以外的一些地区，如澳大利亚、新西兰等虽然给科学研究提供了大量资金、设备和条件，但由于传统的阙如，科学研究的开展步履维艰，科学成果也远远落后于欧洲。可见，传统的有无，直接关系到科学研究创新能力的强弱。学术传统生命力的最高体现，一是原创性的学术成果层出不穷，一是人才辈出。我想，这也正是我们抓学科建设和人才队伍建设的目标所在。 学术传统有两个不同的维度。希尔斯在讨论科学传统时说，“科学传统有明确阐明的部分和未阐明的部分。科学传统的明确阐明的部分主要是指已有的科学理论，即构成知识体系的命题集合。而科学传统中未明确阐明的部分，主要是指从事科学研究的技巧、技艺，对重大问题的感受力，科学发现中的预感、洞见，追求真理的精神氛围等等。”这些东西都属于“弦外之音”，他们往往是含糊的而不是明确的，难以用严格的、精确的规则和原理加以系统地表述，难以编码化。理性的科学传统之所以能够有效传递，是由于后来者不仅继承了其明确阐明的部分，而且继承了其未阐明的部分。用波兰尼的术语，我们可以径直把科学传统明确阐明的部分和未阐明的部分，称作明确传统和默会传统。波兰尼对人类知识有一个著名的区分：“人类的知识有两类。通常被表述为知识的，即以书面文字、地图和数学公式加以表述的，只是一种类型的知识。而未被表述的知识，如我们在做某事的行动中所拥有的知识，是另一种形式的知识。”他把前一种知识称作明确知识，把后一种知识称作默会知识。对于一个学术传统而言，明确传统和默会传统都是不可或缺的，两方面的统一构成了完整的学术传统。 学术传统的地域性特征 传统的一个重要特征是具有明显的地域性，许多传统是地域性传统。学术传统的地域性特征，突出表现在一些学术流派的名称上，比如“维也纳学派”、“法兰克福学派”、“哥本哈根学派”、“芝加哥学派”、“浙东学派”、“港台新儒家”等等。传统的地域性特征决定了传统移植的困难。波普说：“某些类型极其重要的传统是地方性的，不可能轻易地移植。”他认为，科学传统就是一个地域性传统。在谈到自己在新西兰的经历时，波普指出，对于科学落后的国家来说，重要的是要确立科学研究的传统，但是，要使科学传统在新的环境中生根发芽，决不是一件容易的事。 科学的地域性传统的存在是一个事实，这一事实使我们有必要重新审视“科学无国界”的说法。这句广为流传的话，具有多方面的意蕴，在此，我们撇开其道德、政治等方面的涵义而专注于其认识论的涵义。“科学无国界”其实并不全面，这一论断主要适用于明确知识，而不一定适合于像研究的技艺这样的默会知识。波兰尼指出，“当科学的名言内容在全世界数以百计的新兴大学中成功地得到传授的同时，难以明确指认的科学研究的技艺却尚未渗透进其中的许多大学之中。”鉴于此，我们当然可以说“科学无国界”，但还要加上一句，即“研究有传统”，而且学术传统往往有地域性特征。 问题是，传统何以是地域性的？如何在认识论的层面上来阐明传统的地域性特征？基于对科学研究的默会维度的深刻洞察，波兰尼对传统的地域性特征作了精彩阐释。这牵涉到默会知识的传递方式问题。波兰尼说：“一种难以说出其细节的技艺……它只能通过实例由师傅传递给徒弟。这就使其传播局限在个体接触的范围之内，因此，我们发现工匠的手艺总是在一个严格限制的地域性传统中延续。”不仅工匠的手艺如此，科学研究的技艺也是如此，“科学作为一个整体建立在一个地域性的传统之上，它包括了大量的直觉性的进路和情感性的价值，这些东西只有通过个体间的合作，才能在代际传递”。就默会知识的传递而言，师徒之间的个体性接触十分关键，学生只有通过内心的揣摩、联想、体会、移情等等，才能获得研究的技艺、鉴别力等默会知识。所以，师徒关系是默会知识得以有效传递的基本模式，但是，也正是这种模式，将传统的延续限制在一定的空间范围之内，使得传统具有一种地域性特征。 “名师出高徒”分析 在此，有必要对“名师出高徒”这个重要的认识论事实作一番分析。美国学者H·朱克曼在对科学界的精英——诺贝尔奖获得者这个群体的研究中指出，在诺奖得主之间，普遍存在着社会学意义上的“近亲相传”现象，即大量的诺奖得主之间存在着师徒关系。名师出高徒的最典型例证当推卡文迪许实验室的J·J·汤普森和E·卢瑟福，两人先后共培养出了17位诺奖得主。诺奖得主比较一致的体会是，在学徒时期，他们从师傅那里学到的，主要不是具体的知识。就关于某个具体问题的科学文献这种明确知识范畴的东西而言，有时学生可能比老师知道得还多。名师之所以为名师，因为他典范性地体现了科学研究的卓越标准，展示了科学的趣味，对重大而深刻的问题极其出色而优美的解决，有一种独特的敏感。高徒之所以为高徒，正是因为得了师傅的真传。在做学徒的社会化过程中，他逐步获得了包括科学趣味在内的那些属于默会知识范畴的东西。可见，名师出高徒这个认识论的基本事实，揭示了默会知识在知识传递和知识创新中的核心地位和决定性作用。在资讯越来越发达、明确知识的获得越来越容易的今天，这一点将变得越来越显豁。 传统不仅有空间上的局限性，还有时间上的局限性，一旦失落便难以弥补、无法挽回。波兰尼指出，一种技艺的传递，只要在一代人那里中断，它的传统就会失落。他举例说，由于制作提琴的技艺的失落，现在我们得花大力气，运用显微镜、化学、数学、电子技术等等，来复制一把提琴，但是在200年之前，这只是一个半文盲的意大利人的日常工作而已。这种情形令人感慨不已，说明了传统的失落是无可挽回的。波普认为，一些重要的地域性传统（包括科学传统在内）“很可宝贵，一旦失去就很难恢复”。他认为，科学传统在二千多年前在希腊毁灭了，在以后的很长时间内，它都没有重新扎下根来。杨振宁教授也认为，“一个传统建立起来是相当困难的，把它毁灭掉是一件很容易的事情。德国在19世纪末、20世纪初所建立的深厚的物理学和数学的传统在二三年之内就烟消云散了”。 总结本文的讨论，我们看到，认识论的反思，特别是默会知识论，使得学术传统的一些重要方面浮出水面。一方面，学术传统之于学术的发展犹如生命，它直接影响到学术研究的创新能力和学术成果的品质，另一方面，学术传统又有明显的空间和时间上的局限性，显得十分脆弱。这就向我们提示了学术传统的弥足珍贵。学术传统的培植是慢工细活，需要的是耐心，任何急功近利的心态和做法，只会将学术传统斫伤于无形。对于以文化传承和知识创新为己任的高等学府来说，一切改革的举措应该服务于建设富有生命力的学术传统，否则，便是舍本逐末。